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 “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 ……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听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 1）据材料一，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不同。
（ 2）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度的影响。
（ 1）异：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同，前者靠才能，后者靠门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同，前者考试，后者举荐。
（ 2）影响：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把选官权集中到中央政权；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任选三点或言之有理即可）
【详解】
（ 1 ）不同：根据材料 “ 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 ”“ 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 和所学知识可知，关于二者的不同可从官员的选拔标准及方式进行分析即可。
（ 2 ）影响：根据材料 “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 ” 可归纳出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根据材料 “ 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 ” 可归纳出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还可从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官员文化素质等角度进行补充。
推恩令概念：
“推恩令”是汉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推恩令示意图：
“推恩令”实行原因：
1、王国问题威胁中央集权的严峻形势；
2、吸取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
3、实行“推恩令”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
“推恩令”主要内容：
1、汉武帝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2、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3、规定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推恩令”主要措施：
建中朝，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推恩令”主要影响：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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