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一)监察权相对独立。
唐时虽设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但其最高长官御史大夫的任用权却往往掌握在唐朝宰相的手中，而宋朝虽然由皇帝直接控制御史台谏的任命权，但与唐朝相似的是，在这之下的各个机构的设置台院、殿院、察院等都是隶属于御史台之下，即使是与台院并列的谏院，其下属的官员之间也是一种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也大致如此。清朝时，但到了明朝，十三道监察御史虽形式上要受督察院的节制，但行驶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而在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之间，六科给事中的独立性更强，两者即历史上所谓的“科道”并不互相统属，“督察院管不了六科，六科完全是独立的并只对皇帝负责的监察机构”。

(二)监察监督范围扩大，权大威重。
各监察范围上，各个朝代大致相同，即监察官员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有权弹劾百官，参与大狱的审讯和监督府库的出纳，纠察朝仪、分巡两京、巡查驿馆，监仓库，监驻军，而监察御史作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权利更大，是朝廷的重要机构。

(三)位卑权重，禄薄赏厚。
明之前的监察官员的官阶是相对较高的，最低也为正八品、正九品，到了清代，监察系统因满人的存在，地位更是大大提高到了正一品，而明朝监察系统中的官员的地位明显是比较卑微的，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秩低，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九品芝麻官，如都察院里的司狱司，但是，尽管官阶如此低下，但是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能够规谏君主，奏劾皇亲国戚，奸邪大臣，黎明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似乎一切的人都在他们的纠弹范围之内。同时，虽位卑，但他们的赏赐也是比较厚的，御史工作有成绩，就可以得到很快的擢升。御史、给事中权势极重，升迁较速，如都给事中再升，留京任职。则可官职“太常太仆、少卿、上宝卿等官”即使外派，御史、都给事中到地方上也可升至从三品官，总的来说，一旦当选为监察官员，日后大多官运亨通。

(四)上下左右，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机制。
监察官员的上下监督源于各级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各级官吏的实质上的不统属以及监察官员的权重，从而将上下和左右同级官吏置于纵横交错的监察系统之中，这在前面几点已经陆续论述过。在此重点论述事前事后的监督机制。
明之前各代的监察监督大都是纠察百司、肃正纲纪、参与案件的审判等，很明显的是一种事后的监察、弹劾或裁决，而那些谏官虽说有一定的事前劝谏监督作用，但是在皇权高涨的情形下，这种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明朝的监察监督机制却带有明显的事前事中监督效果，尤其是给事中的设置极其职权，更是突出了这点。
六科给事中职掌着封驳、注销以及充当言官以及监察六部的职权。当六部奏请实行之事或是内廷旨下，均得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审核，如有违误，则可驳回修正，如无误，则分发六部执行，即使是皇帝的圣旨或是内廷的票拟也是如此。
如问题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就“科参”的形式使旨章通过，但六部在施行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并按其指示执行。同时，六科给事中还利用注销大权检查诏旨批文下达后的执行情况及平时各类行政法规的执行情况。这样就可以避免错误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错，及时纠正，从而防止了重大错误的发生。

明朝的监察制度：

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1、御史制度上的创新。
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
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
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2、言谏制度上的发展。
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
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
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
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3、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
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
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年）始设两广总督；宣宗宣德年间在关中、江南等地专摄巡抚，都成定制。这样，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抚及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统属但相辅相成，形成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地方监察体系。
4、法律制度上的贡献。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统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监察法规，为一部正式的监察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公元1439年正式颁布了《宪纲条例》，对监督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督对象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明代有深远影响的监察法规，并为弘治时《大明会典》的出台打下了坚定的基础。“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明朝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考满、考察相辅而行”的考核制度，厂卫秘密监察的特务制度等，共同构成了明暗结合的监察网。这样，督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再加上监察法规的辅佐，使明朝的监察制度十分严密。

清代的监察制度：

1、都察院和各道御史
明清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基本相同，但在辖属关系、官员配置以及具体运用上。亦各有其特点，今分述之。
明代将前代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都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是左、右都御史各1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1人（正四品），左、右全都御史各2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这些御史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
都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所监察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按照规定，都御史暨其下的御史们，凡认为大臣有奸邪、构党、作威福乱政的，各级官僚有猥亵贪冒坏官纪的，甚至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图进用的，都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奏弹劾。每个御史都有单独上弹劾奏章之权，可以公开当面劾举，也可以密封上奏其副本可以不送交部察院或都御史。
都察院还有责任会同吏部在进行朝觐和考察大典时对官员是否贤能、有无贪黜渎职违纪等进行了解，提出处理意见，对五品以下官可以开具考语，对四品以上官的“自陈”，也可以提出意见，它还有责任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会鞫重囚大案（当时叫做三法司），威权是很高的。
除此以外，御史还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活动，皇帝可以直接派遣某一御史在京内外专门审理或监理某事，当时叫做“奉敕”或叫“各专其敕行事”。
都察院还可根据需要，派遣御史们出去就某些专门工作进行监察，如刷卷（检查档案）、巡视京营、在省级（乡试）和中央级（会试）的科举参试中监考、巡视某些国家部门（如光禄寺是管财粮较多、消费最大而弊端较著的单位）、巡视仓场、内库、皇城、学校、漕运、屯田等等，可谓无所不包。
遇有战事，可以派御史监军纪功，发现地方官府在审理案件中有冤诬不实、不遵法律之处，也可以吊刷案卷，提审罪囚。
总之，朝廷要求御史们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尽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因此，给予他们较为重大的权力。但在一般情况下，御史们只能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奏报给皇帝，无权径行处理。当时规定，御史们的纠劾，应该力求具体确实，不许虚文泛低，也不许以繁琐细微之事滥奏塞责。奉敕或奉派出去监理某一事务的。回京后应向都察院报告工作，都御史可以对所属御史称职与否作出评语上奏，凡御史犯罪加三等判处，有赃私的从重处理。
2、六科给事中的职责和与御史的分工配合
除了都察院系统的各种御史外，六科给事中也是掌管监察工作的。十三道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当时被合称为“科道之官”。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1人（从七品），给事中4至10人不等。
六科给事中的职责是“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当时规定，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看其中有无不妥之处。如有发现，可以封还并奏报。这有些类似隋、唐的门下省，是为皇帝妥善处理政务服务的。对京内外上给皇帝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分类抄出交给各部，如发现有违误，并可提出驳正的意见。
吏部尚书选任文官，要与吏科都给事中一同报告皇帝请旨，官员赴任，亦应先赴吏科在文书上签署同意。其他五科对各部的监察制约亦大体相同。正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以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从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也可奉敕专门审理或监理一定事务，可以监临科举考试，可以充任使臣，可以参加对重大刑狱案件的鞫问，其威权与御史相近。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的给事中在具体职任上有一定的分工，如六科很重要的工作是对专门的部门和业务进行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御史则比较侧重于对所谓触犯纲常礼教的犯罪行为的弹劾。
二者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给事中也同样可以像御史一样对各级机关和官吏进行弹劾，也可以上疏议论朝政得失以供皇帝参考。清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沿袭明代而有所变化。主要是，虽然分设御史、给事中之官，但统归都察院领导，当时叫做“台省合一”。
都察院内实职的都御史、副都御史均称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凡称右的均为给各省总督、巡抚的兼衔。御史从13道改为15道，这是因清代的行政区域与明代的不同，但亦非一省必有一御史道，六科都给事中改称为掌印给事中。都察院及都御史的品级稍有提高，都御史定为从一品，左副都御史定为正三品。特别是，不论都御史、副都御史、御史、给事中等，均规定满洲、汉军、汉人各占一定的官缺，初期品级亦有所不同，其后改为一律。按照明代和清代的典章，御史和给事中的职、权、责无甚不同，但在实际运用上却有差别。
一般说来，这些言官，或称风宪之官，职级虽较低但有言事劾奏之权，有检核各部门工作活动之责，其能量必然比任何同一品级的官员为大，实际权威较高。亦正因此之故，他们往往流为皇帝打击异己势力、诛锄臣下的鹰大，或者成为权臣相互倾轧的爪牙。御史和给事中们的言论活动，往往都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内某一阶层某一派系的利益，从其言论活动往往也能窥见出某一时期朝局政事的动向。在明代，由于中叶以后的皇帝多庸碌腐败，懒理朝政，其为人处事亦往往明显地不符合封建地主阶级对其政治首脑的传统要求，被认为不利于朝廷的根本统治利益，因此之故，有些御史和给事中的谏疏往往相当激烈，朝廷各派系之间互相唆使御史或给事中对对方进行攻讦，反映出的矛盾相当尖锐。不少御史和给事中因履行言职而被杀逐囚杖。清代在这方面较为缓和一些，其重要原因在于，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对大臣和育官们管制亦较严，再加以少数民族统治，汉人任言官的多先求自保，往往噤口不言，故御史和给事中们的言论活动大多不如明中叶以后活跃。这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其监察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亦稍有差异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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